重點摘要
- 日本內容產業海外銷售規模快速成長，但政府也意識到製作基地外移的結構性風險，因此2026政策重心從內容輸出轉向提升製作環境競爭力，並以國際合製與協拍作為留住高附加價值製作環節的關鍵工具。
- 在50%現金回饋與跨年度制度成為政策亮點的同時，日本影視體系仍面臨製作委員會結構、行政節奏、人才與硬體條件等實務挑戰。
近年日本內容產業在國際市場的能見度明顯回升。2025年更被視為影視作品的「文藝復興」時刻：從《鬼滅之刃：無限城篇》（Demon Slayer: Kimetsu no Yaiba Infinity Castle）橫掃全球票房，到《國寶》（Kokuho）展現藝術性與商業性的平衡，都讓外界再次意識到日本內容的市場號召力。根據日本經濟產業省（METI）統計，日本內容產業的海外銷售額已從2011年的1.4兆日圓，大幅成長至2023年的5.8兆日圓（約合新臺幣1.2兆元）規模，顯示內容輸出已成為日本對外經濟中可被量化的重要板塊。
在這樣的背景下，2026年被日本政府定位為影視產業全面擁抱「全球協作」的轉型元年。本文整理METI於2025年6月正式發布的《娛樂與創意產業戰略：內容產業海外銷售額達20兆日圓之五年行動計畫》（原文：エンタメ・クリエイティブ産業戦略～コンテンツ産業の海外売上高20兆円に向けた5ヵ年アクションプラン～，以下簡稱《行動計畫》），並結合預計於2026年春季公布的實施細節，觀察日本影視政策如何從方向宣示走向制度落地。這份白皮書明確將內容產業定位為可與半導體、汽車並列的國家級產業，並設定在2033年前，將海外銷售規模大幅推升至20兆日圓的具體目標。為達成此一規模，日本政府不再停留於「酷日本（Cool Japan）」式的形象宣傳，而是轉而以大規模的「拍攝落地激勵政策」與「跨年度預算支持」作為核心工具。
政策定調：從「內容輸出」到「製作基地」的焦慮與轉向
然而，亮眼的票房與IP影響力背後，也隱含著日本政府難以忽視的結構性焦慮——製作基地的空洞化。日本官方已清楚意識到，即便是源自日本IP的大型國際專案，如FX／Hulu的《幕府將軍》（Shōgun）第二季，最終仍因成本、行政效率與硬體條件等考量，選擇在溫哥華拍攝，而非回到日本本土完成製作。
這類案例凸顯出一個現實問題：日本在「內容創意」上的優勢，尚未完全轉化為「製作環境」的競爭力。也因此，METI在最新一輪政策中，明確將重心從單純的「文化輸出」轉向提升「製作環境競爭力」，試圖透過「國際合製與協拍」作為槓桿，把高附加價值的製作、技術與人力培養環節，重新留在日本國內。
50%現金回饋激勵的制度邏輯
在這樣的政策轉向下，日本推出Japan Location Incentive Program Plus（JLOX+，拍攝落地激勵方案）作為吸引外國團隊落地拍攝的核心工具。這套制度的運作，並非單一機構的行政措施，而是由政府部門、中介組織與既有民間產製體系交織而成的制度設計。
在政府端，角色分工相對清楚：METI作為政策端，負責制定整體戰略方向並提供預算支撐；一般財團法人影像產業振興機構（Visual Industry Promotion Organization，VIPO）則擔任執行端（Program Operator），負責受理申請、審查資格與後續結案核銷；日本電影委員會（JFC）則扮演對外協調窗口（Program Coordinator），與各地方政府及影視委員會對接，協助解決拍攝過程中的場地、法規與行政協調問題。
然而，即便METI與VIPO試圖透過制度「把門打開」，日本商業影視的核心結構——製作委員會制度，仍經常與國際合製的運作邏輯產生摩擦。製作委員會通常由電視台、出版商、片商等多方組成，權利與收益切割細碎。當國際團隊希望針對合製專案進行衍生授權、行銷合作或跨平台開發時，往往因內部決策鏈過長，難以配合國際製片所需的節奏。
此外，METI所追求的是全球市場規模的擴張，但多數製作委員會的思維仍以日本國內回收為優先，例如實體商品銷售或本地播映收益。這樣的結構差異，使得在前期開發階段的資訊分享上，日方往往傾向保留，進而形成國際合作中難以察覺、卻影響深遠的信任門檻。
從制度設計來看，日本對2026年的執行邏輯其實相當明確：政策目標並不只是「給補貼」，而是透過補貼「買進技術與流程」，促進在地產製體系升級。具體而言，專案須在日本境內支出至少5億日圓，且補貼上限為10億日圓，顯示政策只鎖定能帶進一定規模預算的「旗艦型」專案；同時，海外公司不得直接申請，必須透過日本法人進行，等於強制國際團隊與日本製作公司結盟，讓日本職人能在實際參與國際大型劇組的過程中，學習全球通用的數位工作流與技術規格。
2026年的真正考驗：跨年度制度能否對齊國際時間軸？
如前所述，預計於2026年春末推出的「跨年度機制」，正是為了解決METI與VIPO的行政邏輯，與國際大型劇組製作需求之間最核心的矛盾。過去補助受限於日本財政年度，劇組必須在每年1月底前完成拍攝並結案核銷，這對動輒跨季、跨年的長劇集與影集製作而言，幾乎難以操作。
未來制度若能朝「多年度穩定化」發展，意味著VIPO的行政節奏將首次嘗試對齊產業界的實際製片時程。這也使2026年的協拍政策成為三套邏輯同時運作的實驗場：METI希望看到投資帶動的槓桿效果，VIPO必須確保行政與核銷的可行性，而民間製作委員會則需在維護國內權利結構與爭取國際合作主導權之間，重新尋找平衡點。對國外業者而言，能否理解這三方拉扯，往往決定了是否能在「日本公司代申請、國際團隊主控製作」的複雜結構中，設計出風險最低的合作與合約模型。
結構性隱憂：保守體制下的「玻璃天花板」
即便政策紅利看似可觀，日本影視環境長期累積的結構性摩擦，仍是國際合作難以忽視的現實障礙。日本政府亦已在政策文件中正面指出此一問題，承認在現行產製流程下的授權僵化問題，已對如地方影視觀光（聖地巡禮）等的延伸效益造成限制。這也使得單靠補助與誘因，難以完全解決日本在國際影視合作瓶頸。
在影展與市場平台層面，東京國際電影節（TIFF）過去亦曾被部分國際影評與產業觀察形容為相對保守的影展體系。儘管海外參與度已提升至41%，但資訊和行政面仍存在明顯的語言隔閡。相關評論指出，TIFF長期以日本大型影業公司與本土市場結構為核心，其國際策展取向與產業連結功能，與坎城、柏林或釜山等影展相比，較少扮演推動跨國合製與前期專案開發的平台角色。不過，近年TIFF與其內容市場TIFFCOM亦開始嘗試調整定位，顯示日本官方與產業端已意識到侷限並積極強化國際參與和市場功能。
在硬體與人才面，日本亦仍處於補齊階段。雖然東映等大型公司已投入約20億日圓升級虛擬製作（VP）攝影棚，但具備雙語能力、熟悉國際製片流程的高階製片與製作管理人才仍相對稀缺。此外，日本道具系統多由副導體系管理，與西方以美術部門為核心的工作流存在實務差異，也需要在實際合作中投入大量溝通成本。
2026年國際舞臺：從坎城主題國看日本的國家隊戰略
在制度調整與內部補強同步推進的同時，日本亦選擇在國際舞臺上正面迎戰。白皮書中指出，政府將配合坎城電影市場宣布日本為2026年度主題國的安排，投入相應經費與政策資源。簡言之，日本預計以「國家隊」形式，在坎城集中發表合製專案與新版政策指引，並在日圓匯率仍具吸引力的背景下，嘗試向國際產業證明，其協拍制度正逐步朝向成熟且具可操作性的方向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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